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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中写道，汉朝刚成立时，民生凋敝，老百姓家里穷的叮当响，皇帝出行竟找不到同一种毛色的四匹马拉车，有的大臣上朝只能乘坐牛车。
刘邦在社会底层长大，对于暴秦苛政的残酷深有体会，丞相萧何等人都亲身经历过秦汉大变革，因此君臣一心，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，与民休养生息，安抚流亡，发展农桑，社会经济逐渐复苏。
随着形势的变化，初入关时定下的“约法三章”显然不够用了。萧何奉命改革秦法，制订汉律。萧何取秦法六律，以约法省禁、减除烦苛为原则，删除了秦律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条文，对有些定罪、刑罚有所减缓，增加了户律（户口管理、婚姻制度和赋税征收）、兴律（征发徭役、城防守备）和厩律（牛马畜牧和驿传方面），合为九篇，编成《九章律》，又称《汉律九章》。
《九章律》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，被誉为律令之宗、百代不易之道，汉朝以后每个朝代的法律大多以它为蓝本。
萧何重视图书事业。在未央宫内，他主持建造石渠阁、麒麟阁、天禄阁。石渠阁存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以及入咸阳以后所得的图籍、档案；麒麟阁贮存贤臣画象等典籍；天禄阁专藏各地所献秘本珍本。此三阁为汉朝官方主要藏书楼，奠定了大汉国家藏书的基础。
开国元勋多数是大老粗，没什么文化，每逢宴会，大臣们酗酒吵闹，在殿上衣冠不整，大呼小叫，刘邦心里很讨厌。
刘邦废除掉秦朝那套烦琐的礼法，命令叔孙通制定一套相应的仪式，要简便、易学、易行。
叔孙通在秦朝就做过待诏博士，被司马迁尊为汉家儒宗。他带着一百多儒生排练一个多月，最后在刘邦面前演练一遍，刘邦很满意，下令大臣们都要学，在长乐宫建成后的十月大朝会上正式使用。
整个朝会自始至终，没有一个人喧哗失礼。叔孙通制定礼制，顺应了汉初恢复统治秩序的需求。礼乐汉君臣、汉官威仪成为古代华夏文明的标志之一。
刘邦起初看不起儒生。大儒陆贾在他面前谈论诗书，他张口就骂：“你老子在马上得天下，学什么诗书！”
一言不合暴露出小混混的特质。陆贾毫不示弱，反唇相讥道：“马上得天下，能在马上治天下吗！”
刘邦似乎有所感悟，面有惭色。陆贾以商周和秦朝的兴亡为例，对刘邦讲打天下与治天下的不同以及施行仁义的重要性。刘邦很受启发，让陆贾把兴亡得失的道理写下来。
陆贾写出十二篇论文，编成一部书，刘邦赐书名为《新语》。公元前195年，刘邦经过鲁地特意去了曲阜，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，开皇帝祭孔之先河。
虽然尊重儒家学者，刘邦却很清楚，仅靠儒家主张的仁爱、礼仪，无法治理好庞大的国家。汉初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是黄老之术，具体事务的处理往往沿用秦朝的严苛法术。
西晋学者皇甫谧认为，刘邦从夺天下开始就兼用霸、王之道。所谓霸、王道，外黄老而内法。
后世汉宣帝教训太子说，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、王道杂之。”
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的借鉴“汉家制度”的治国方式。毛泽东曾经说过：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讲霸、王道，路线是王道，纪律是霸道，这两者都不可少。
